DE   EN   中文   العربية   

在等待苏黎世政府建造许可的初期,曾有非常多的负面呼声来自各方媒体。希望勒柯布西耶先生不曾了解这些,我也从来不曾告诉他任何负面的情绪。所以,当他问我:“女士,你会因此在瑞士有麻烦吗?”我很清楚的回答他:“没问题,所有的麻烦都会解决的。”
当我前往他位于巴黎的迷你工作室(226*226cm)时,勒柯布西耶先生看起来前所未有的紧张。通常,他的办公桌上总是铺满我们的工作文件。但是那天,桌上满是各种来自苏黎世的剪报。我马上意识到那些是关于勒柯布西耶先生的负面报道,并且是来自他的瑞士朋友-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艾尔弗雷德罗特教授。他生气的指着那些堆成山的剪报高声问我:“是谁说一切都好,没有问题的?是你吗?”“现在你怎么说?”我不曾准备该如何回答,但依旧坚定有力的说:“勒柯布西耶先生,我觉得您没必要了解我的困难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所要做的事。”他重新点亮了眼睛,回答说:“你说的对!我们会用实际行动告诉瑞士!”如果当时我表示我无法实现建造这栋楼,那不可能有今天这座接触的建筑作品,我也将抱憾终身。
最终,这栋2425平方米的建筑作品的建造许可被市政议会批准,但是事情却并没有变得简单。来自媒体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,而我始终依照内心的声音坚持着,并开始了这场“马拉松赛”。每周三我会见四分之三,75名议员,一个接着一个,持续了两三个月。特别那时政治范围内没有女性,当谈到女性平等问题时,人们还能找到我在《视野和成就- 来自海蒂韦伯的生活》(《Visionen un Taten》)中看到我的喜悦和年轻气盛。
1963年5月,当我像往常一样前往巴黎拜访勒柯布西耶先生,他的秘书接待了我,并紧张的问道:“女士,你来的真不巧。今天勒柯布西耶先生心情很糟糕。”我马上联想到这肯定和我们的博物馆建筑项目有关。因为他从前总是很积极的期待我的光临。